上纽大2024届校友彭生阳：等世界轻声回响

当锦旗送来时

2024年夏，一面锦旗送到彭生阳手里，红底金字，上面写着——“妙手仁心，救我狗命”。

送来这面锦旗的，是几位学弟学妹。大家因一门课结缘，那是交互媒体艺术学助理教授张星晨任教的“创意游戏设计与开发”（Creative Game Design and Development）。

这门课他并不陌生。大二时，他也曾是讲台下的学生。课程节奏紧，一学期要完成三个项目，还得熟练掌握Unity（实时3D互动内容创作和运营平台）。

因为理解初学者从零开始的忙乱，成为“过来人”后，生阳主动承担起“朋辈导师”（Peer Mentor）的角色，耐心地帮学弟学妹调程序、解卡点。大家曾一起熬过四五个通宵，有时累了，就直接躺在教室的地板上休息。

收到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时，他临近毕业，获得了留在上海纽约大学工作的机会。

那会儿，艺术史副教授左拉拉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实验室，正在寻找一名“技术杂家”。主修交互媒体艺术（IMA）、辅修计算机科学、兴趣广泛的生阳，被收入麾下，成为了兼职科研助理。

他的第一个任务，是用Unity为实验室的相关课程“混合现实与文化遗产”（Mixed Real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），开发一套零代码工具，帮助学生快速上手混合现实（MR）技术，用数字方式讲述外滩源的建筑故事。

今年9月，实验室与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、第贰联结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合作，开发了一套AI互动系统，引导用户走进上海徐汇区衡复音乐街区的历史建筑。结合增强现实（AR）眼镜，参与者得以在虚实交融的场景里探索历史空间。

项目的技术策划和后续开发，都由生阳主导完成。平时，实验室有新设备到货，他负责评估应用潜力、搭建试玩版（Demo），并参与媒介适配的讨论。

第一份工作，难免遇到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的时刻。“好在我的信息搜索能力还不错，教授也说我比较擅长‘AI for Education’（AI驱动教育科学研究）。”从高中时帮历史老师找图、找论文，到现在借AI快速筛选、吸收新知，这份能力，一直在悄悄生长。

加入实验室之前，生阳也曾站在十字路口。和许多临近毕业的同学一样，他计划深造。然而不喜应试、推荐信临时出状况、方向不够匹配……三个月内，拒信接连而来。

收到最后一封拒信时，他正在上交互媒体与商学（IMB）的“Playing to Win: Game Design, Development, and Business”（玩转胜局：游戏设计、开发与商业之道）。那天，游戏设计师Steven Medway受邀来分享《血染钟楼》（Blood on the Clocktower）的设计经验。

课间，生阳冲上讲台，向他展示自己在纽约交流（study away）时主导设计的桌游。课后，两人简单试玩了Demo。Medway觉得很有意思，甚至提议，如果生阳想继续完善并发行这款游戏，可以随时联系他。

即便只是小范围的认可，或好友一句“你这设计还不错”，都成为他迷茫时最实在的支撑。

“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”他说，“被拒绝当然会自我怀疑，但只要不是虚度光阴，我相信，好的结果终究会到来。”

低谷时，他加入了独立游戏《鲸落港》（Whalefall Haven）的开发团队，至今仍是队内的首席程序员、系统设计师和市场负责人。

这个以社团性质运作的项目，现有七名活跃成员，分布在中国、美国和新西兰。大家因兴趣相聚，零报酬坚持创作，将Demo带到了东京电玩展（TGS）。

“这事情听起来有点乌托邦，可正是这份纯粹的热爱，带着我们走了很远。”生阳觉得，人总得先诚实地面对自己，“或许大多数人走的那条路，确实不适合现在的我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就静下心来，把能做的事情一件件做好。”

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，文化遗产数字化实验室的邀请信，也在这个时候，落进了邮箱。

转眼间，生阳在实验室的工作，已步入第二个年头，他也成为实验室的第一位全职科研人员。“这里确实是我向往的环境。能和教授共同推进感兴趣的项目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成长。”

无论是学生、科研助理，还是开发人员，生阳都遵循着自己的节奏。“如果今天有意义的输入或输出没有如我所愿，我会直接熬夜‘肝’下去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但多数时候，我还是能赶上末班地铁的。”

那些曾困扰他的量化标准，如今已不再重要。

他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标准——它真实地存在于某个专注的午后，和一面写着“救我狗命”的锦旗里。

找到属于自己的尺

大二那年，生阳选了交互媒体艺术学艺术助理教授Rodolfo Cossovich的“机器人学入门”（Intro to Robotics）。

那天，他和同学杜嘉天完成了一个看似荒诞的小作品：小车载着人偶，随魔性音乐不停摇摆。两人看着它傻傻晃动的样子，笑得直不起腰。

教授路过，停下：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“算是复刻一个网络梗图吧。”

教授不熟悉梗图，就问了一句：“你们开心吗？”

“很开心，非常开心！”

教授也笑了：“开心，就足够了。”

这句话，像一束光，透进了他当时自我怀疑的思绪。

大学四年，生阳最不擅长的事，有两件：论文和考试。

从家乡重庆到上海，再到纽约、阿布扎比，哪怕是在欧洲短暂停留，他总能迅速融入当地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步调。可一旦回到课堂，面对那些“标准化”的节拍，他反而有些无所适从。

这种无措，似乎早有端倪。

2017年夏，中考刚结束，生阳随“中新青少年交流活动重庆代表团”，去新加坡交流。那一周，学生每天都要写见闻。别人眼中的寻常事物，他总要落在笔头：行人挥手才会亮起的感应式红绿灯；寄宿家庭里的沟通“窘境”——他说中文，超出对方中文水平，对方讲英文，口音又有碍理解；最后干脆反着来，他讲英文，对方说中文，大家就这样聊开了。

这些细腻的观察，让带队老师、也是他后来的恩师，记住了他。

中考成绩不错，生阳进了年级最好的班。面对全新的学习节奏，他一时难以适应，第一次大考就跌至班尾，拼了一学期也没能追上。转班后重遇恩师，半年后，恩师向他推荐了上海纽约大学。

彼时，他刚和团队拿下CYBL商业挑战赛重庆赛区第一名。赴上海参加决赛时，他特意绕道，来到当时还在世纪大道的上纽大。校门口的柏油路上，三三两两的学生说笑着走过，校车缓缓停靠又驶离；校园店的橱窗后，有一抹鲜明的“上纽紫”。

他静静地看了很久，一个清晰的念头浮上来：“这里，应该就是我的梦校了。”

可真要做选择时，却没那么顺利。身边几乎没人报考这所学校，家人起初也持保留态度。僵持了半年，直到恩师出面“调停”，才终于说服了父母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他开心极了。

只是，这份喜悦很快被现实冲淡。

新生必修的通识课程——“全球视野下的社会”（GPS）和“学术英语”（EAP），让第一次正式写论文的他差点挂科。

凭着中学时参加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、学程序设计语言C++的底子，他本想读计算机科学，却在大二的“数据结构”（Data Structure）“一败涂地”；到阿布扎比交流，又在“应用机器学习”（Applied Machine Learning）听了一学期的“天书”。

那段时间，他调试代码，也调试自己。

大一抢课失败，他误打误撞，选了IMA专业的“创意编程实验室”（Creative Coding Lab）。那是门新课，教授会当场调试卡住的代码，学生随时可以插话讨论。偶尔“一语道破bug（故障）”的人里，就有生阳。

不期而遇的成就感，让他选课时不再拘泥于专业和评分，标准也随之轻盈起来：“只要主题有意思，我就会去学。”

出于对语言类课题的偏爱，生阳从大一到大二，连续三个学期都选了写作项目教学副教授陈麟的课。陈教授的研究贯通比较文学、翻译研究等交叉领域，其言其思，常为他推开理解世界的新窗。

课程阅读横跨古今中外，密集的写作练习更是让不擅论文的他倍感煎熬。可每次向教授求教，即便只是闲聊，“都如醍醐灌顶”，照亮思维的盲区。当视野被启发浸润，方寸之间的成绩高低，“反而不那么重要了”。

这种肆意探索的劲头，早在小学三年级拥有第一部手机时，就已种下。

那时，每天放学，他都会坐在公交车上浏览百科，漫无目的地从一个词条滑到另一个，方才还在读什么是量子力学，转眼又潜入某段历史岁月。看似散乱的探索，在18岁那年有了“归宿”：他亲手编写代码，搭建起一个简易的网站，作为送给自己的成人礼。

大三暑假，生阳偶然刷到“成都M哥”介绍业余无线电的视频，天线、电波、呼号……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屏幕那端展开。几乎是立刻，他就被吸引住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开始上网自学、淘二手八木天线、用羽毛球拍DIY手柄套，一步步走进无线电的广阔天地。

考取A类操作证、拥有自己的呼号BG8LMR后，他并不满足，又瞄准了难度更高的B证。

B证考试前一天是毕业典礼“88天”倒计时活动。当晚，同学们都在合影留念；他盘腿坐在角落里，默默背诵着“PNP与NPN型传感器的区别”。

毕业设计时，生阳给自己立下一个近乎“不可能完成”的目标：将四年积累的爱好与所学——游戏化设计、业余无线电、碎片化叙事、AI——全部融合，做一套可穿戴交互装置。

这个构想庞大得连两位导师都替他捏了把汗。

为了将创意落地，他把IMA工作室（IMA Studio）当成了“第二个家”，常常从中午待到深夜，坐在同一个位置几乎不“挪窝”，周末也很少休息。

最终，这个项目摘得2024届IMA专业“最佳技术成就奖”。对生阳而言，比奖项更珍贵的，是终于能够亲手将脑海中的奇思妙想，一点一点变成真实可触的作品或体验。

四年，像一条缓慢流淌的河。他顺着兴趣的支流探索，最终为自己凿刻出安稳的河床。

未来，想成为一名游戏制作人

2017年夏，准高中生的他去新加坡交流之外，还参加了计算机竞赛培训。

机房里，朋友随手点开一段2016年E3游戏展（Electronic Entertainment Expo）上，小岛工作室开发的《死亡搁浅》（Death Stranding）的预告片。

在那之前，生阳的游戏体验还停留在“手机模拟器里的老游戏”。而这段影像，以近乎蛮横的姿态，闯进他的视野——

真假难辨的虚拟世界、空灵中透着压抑的配乐，每一帧画面都像一首晦涩的诗。“仿佛一个诗人隔着隔音玻璃，拼命想向外人讲述他的传奇。”他第一次发觉，“原来，游戏还可以这样！”

三年后的夏天，高考刚刚结束，他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。“口罩”期间，他每天对着屏幕，心里装着对成绩和未来的迷茫。恰在此时，《死亡搁浅》登陆PC端（电脑版本）。上线的第一分钟，他就点了进去。

就这样，小岛秀夫成了他认知中的第一位游戏制作人，也是他最欣赏的一位。

大二时，张星晨教授办了一场工作坊，请来“独立游戏布道师”熊拖泥。生阳和大四学长袁卓辰合作，设计了一款桌游，拿下“全场最受欢迎奖”。创作过程中，看思绪从虚空中凝结成形，让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投入与快乐。

那一刻，他意识到，自己未来想成为一名游戏制作人。

他试图理解“游戏”的意义。读到荷兰学者约翰·赫伊津哈的社会学著作《游戏的人》（Homo Ludens）——“文明是在游戏之中成长的，在游戏之中展开的，文明就是游戏”，他觉得很有道理，“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始终离不开广义的‘游戏’。”

这与《死亡搁浅》的主题遥相呼应。它探讨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中，人性的孤独与对联结的渴望：我们是否还要努力重建联系？又该用什么来连接彼此？制作人小岛秀夫的答案是“绳索”，它代表着联结与互助，而不是造成割裂与对立的“棍棒”。

生阳也希望，“游戏”本身能扮演这样的“绳索”。

在他看来，追求“好玩”和“有趣”是人的天性。好的游戏能跨越语言，单凭有趣的互动就让人快乐。但他不满足于让游戏只充当“多巴胺的收割机”，更想借助游戏，让玩家体验故事之余，有所感悟。

“‘互动’是‘好玩’的前提。”就像行走这样简单的动作，也是人与环境之间一种有来有往的交互。当许多人为了相似的目标，做出相似的举动时，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联结，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。

生阳一直觉得，这种无形的联结，蕴含着独特的美。

大三时，他第一次尝试将真实的肢体动作融入互动装置：玩家持手柄在现实空间移动，才能触发虚拟角色的剧情。到了毕业设计，他更进一步，把游戏体验从屏幕前拉进现实场景，让玩家真切地感受“好玩”。

他也因此对MR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——虚实交织的世界里，想象能被看见，也能被触摸。

不过，能成为“绳索”的，又何止游戏。

生阳有个习惯，喜欢用钢笔在A4纸上写写画画，梳理思路。写满的纸页，常常铺满桌角。不同的钢笔，各有分工：万宝龙是高考这类“人生大事”的专用，长刀研能模拟毛笔出锋，派克是写代码的一把好手。

哪支笔在什么时候出场，成了他平日里一种安静的仪式感。

他曾淘到一支老派克51，产于上世纪中叶，历经流转，如今被他随身携带。一件旧物，带着岁月的触感，轻轻牵起不同时空的人。

“我的爱好和做游戏的初衷是一致的。”他说，“我追求的联结，往往是那种不经意的、不易被察觉的瞬间。”

有段时间，生阳沉迷“打卫星”——通过业余电台，借助在轨人造卫星，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短暂通话。这很像电子漂流瓶，接通的刹那，双方快速报出呼号和位置、互道珍重，连接便随即中断。短短几秒，是茫茫人海中一次微小而真实的相遇。

他随机接收到过来自俄罗斯、菲律宾、日本、泰国等地的信号。通完话，大家还会互寄QSL卡，作为此次通信的凭证。

最令他难忘的是今年元旦。那天，他把手机放在天线上，听筒里传来规律的“滴滴”声。此刻，头顶四百公里的高空，国际空间站（ISS）缓缓飞过，向地面传输了慢扫描电视（SSTV）图像。他解码后看到，宇航员举着一张贺卡，上面写着“Happy Holidays”（假日快乐）。

这份来自宇宙的节日问候，被他上传至“国际空间站业余无线电通讯计划”（ARISS），换来一份纪念证书。

“那阵子我常设闹钟，算准信号快来的时间，闹表一响，就抱着设备跑上天台。”

重庆的冬夜里，他站在天台上，耳畔是微弱的信号杂音；远处的天空，正有烟花绽放。